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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伤痛,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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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6-18 03:05:1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当年的上海滩,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,从私订终身,到生死相随,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。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,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;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“赶”了出去,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,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。


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,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,诸多苦楚与辛酸,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。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,热心于慈善事业。“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,但我们不做受害者,这也许就是家训吧!”周采茨说。


最后的告别

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:“迟早有个大的搁头。”这是上海话,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。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,把我们全淹掉。我后来想,妈妈真的很怪,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?

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,妈妈通知我: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。那一周,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,比如怎么使用刀叉,怎么待人接物……跟往常一样,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: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,说:“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。”爸爸听了,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,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:“乖一点,要好好读书。”

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。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:家里两辆车子,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,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,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,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。我家的生活条件,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,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,后来的事情也证明,她的担心没有错。

离开家那一天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,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,迟早要出去读书的。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,再转车到深圳。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,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,转寄回上海,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。

1966年初夏,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,有一天,我突然心血来潮,想回上海看看爸爸、妈妈。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,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,按了门铃。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:“四小姐,你回来了!”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,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,赶紧下来看我。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,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,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。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,他还是那个样子,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。

可是这一次回家,感觉妈妈有点“怪”。她吩咐我不能下楼,不让我出门。可是有一天,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,才把信交给我,我生气了,在我的一再追问下,妈妈说,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,在外面受骗上当,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。有一种直觉告诉我,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。

3个星期后,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,劝我马上离开上海。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,运动来了,多一个人比较麻烦。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,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。

这一次告别,他们依然没有远送,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。爸爸还是沉默不语。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。几天前,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。那时已是6月份了,天气很热,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,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。妈妈又跟我说,她怕火葬,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。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,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,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——没想到,这一次,真的是最后的告别。


短暂的安宁



爸爸经常说,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,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。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,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;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。到上世纪50年代末,就慢慢走光了,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。

对爸爸来说,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。新中国成立后,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、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,1955年起,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。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,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。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,也有扬眉吐气之感。

其实,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,他与田汉、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;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,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,编和导都非常出色,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,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。

上海解放前,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,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,要他们留在大陆,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,迎接解放。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:作为一名京剧演员,观众在这边,他就要留在这里。1949年10月1日那天,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,参加了开国大典,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。

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。1953年冬,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,1956年,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、列宁格勒等地演出,忙得不亦乐乎,但他整个的心境,都是非常愉悦的。

对年幼的我来说,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。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。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,为了郑重起见,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。我们家楼下的客厅,平常很少有人去,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,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。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,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,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,不给妈妈看,想起来也蛮好笑的。

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。在屋后汽车间上面,有个很大的房间,是爸爸的书房,如果家里来客人,他就带到书房,在里面舞文弄墨,谈论戏艺,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。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,但是他非常刻苦,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,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,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“抠”出来的。

在舞台上,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,他的靴子比人家高,袍子比人家长。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,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,变成自己的特点。在我看来,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。

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,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。放在今天,以他的性格,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。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,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,又非常清高,从不收红包——那个年代,这样的演员极少。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,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,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,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。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,人家也会很难堪,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。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。

周末,我会去看爸爸演戏。新中国成立后,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,比如《斩经堂》、《徽钦二帝》都不能再演了。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《十五贯》,全国都在演,爸爸也不例外。还有一部是《义责王魁》,他演家丁王中,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,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,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。

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,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,喜欢大嗓子的戏。对麒派这些演员,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,爸爸的戏也很普及,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。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,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,还是场场爆满。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,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,大家坐在一起看戏。大约我10岁那年,有一次看爸爸演的《清风亭》,虽然我小,但我也能看得懂了。因为入戏太深,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,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,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。


传奇之恋


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,他说,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,做个官,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,做了半个官。

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。我懂事起,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,走在路上的时候,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。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,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,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。超级大明星加利·格兰特当时也在,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,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。

爸爸与妈妈的恋情,当年曾轰动一时,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。是的,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,依然是个传奇。

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。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,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。妈妈8岁那年,外公就去世了。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,长500米、宽60米,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,不过后来被毁掉了。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,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。几年前我到绍兴,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,他说: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,有1里多长。

我的外婆玛丽·罗丝,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。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,鼻子又高又尖,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裹着小脚、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。

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,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。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,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,用今天的话来讲,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。她结婚后,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,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,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,都是用外婆给的钱。

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,也是最小的女儿,非常受宠。小时候在乡下,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,其他的玩具,她想要玩什么,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。她甚至还设计图纸,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。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。

长大后,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。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,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。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,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,也很有主见,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、修女吵架,她也都会占上风。

用古今的眼光看,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,后来也有人说她是“首席名媛”。她穿着时髦,烫着最流行的发型,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,出入各种社会场所。不过,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,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,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。

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,一眼看上他的。那年她才18岁,从这第一眼起,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。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,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。那时候,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。妈妈爱得很执著。

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。从社会地位上讲,妈妈是属于“上流社会”的;尽管“麒麟童”名声再大,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“戏子”,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。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,为了避人耳目,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。

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。外婆非常生气,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。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,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,还收了人家的聘礼。

有一天晚上,趁着家人看管懈怠,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,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,好朋友找到了爸爸。当天晚上,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。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,她说你妈妈真厉害,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,私奔还带着丫头。

裘家发现“三小姐”不见了,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。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,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。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,但一无所获。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,登记时用的是假名。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,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——我后来经常想,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“木”,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。

裘家勃然大怒,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。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,但毫无回音。另一方面,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。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,几天后,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: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,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,依法享有公民权利,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,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。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。

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。我记得我6岁左右,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。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,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了两套打通的公寓。妈妈跟爸爸住一个主卧,我跟外婆住另一套连卫生间的主卧。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,她要听说书,我要听儿童故事,我们两个就为了这台收音机吵架。


相依相伴



我后来听表姐说,其实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,妈妈就回来了,他们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来。

上海滩上鱼龙混杂,唱戏的人地位低,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本是大户小姐的妈妈从此跟着爸爸过上这种生活。妈妈经常跟着爸爸到戏院,她很快就对戏班子的财务制度产生质疑。爸爸虽然很红,唱戏场场满座,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。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,也就是说,戏院给你一笔钱,需要钱的时候,就去戏院支钱。那时候奶奶喜欢赌钱,她经常去戏剧支钱。爸爸又很孝顺,钱被我奶奶支走了,没钱怎么办?他就当东西,爸爸还有一个班底,揭不开锅了,跟我爸一说,爸爸回答:钱我没有,这个行头箱子里,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,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,当票拿来。所以妈妈后来跟我说:“我跟你爸的时候,他袋袋里什么都没有,就是当票。”所以妈妈要慢慢地把他的当票全部赎回来。

妈妈找到戏院老板,跟他们“谈判”,要求从票房里提成,要分红——妈妈后来跟我说,“和戏院三七分账,就是我发明的”。妈妈还直接告诉对方,钱的事情以后我裘丽琳管,你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。

其实妈妈的这股冲劲当初也惹恼了不少老板。妈妈后来学得聪明了,私下里跟方方面面的“老大”磕头赔罪,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告诉爸爸。而爸爸还真的领到了剧院的分红——不再是纸票,而是金条。后来,他们还租下了自己的剧院,爸爸是主演兼经理,妈妈负责财务。妈妈,这位大小姐,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。外界喊她“铁算盘”。

现在想起来,我仍为妈妈那份爱的执著而感动。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采芹出生以后,他们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认。他们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一个饭店里举行。妈妈终于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纱。为了配合妈妈,爸爸在婚礼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。妈妈后来说:“我那天早上在婚礼上走出来的时候,四下里寻找你父亲却不见他的身影。原来他混在客人们中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嗑瓜子!”

在外人想象中,爸爸当时的名气已经那么大了,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。但恰恰相反,这些事情爸爸一点都应付不来,他的性格是宁肯饿死都不会开口的。所以更多的时候,是妈妈扮演了“保护神”的角色。妈妈曾随身带着一支枪,陪爸爸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。妈妈后来告诉我:“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,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,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,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。”

上海沦陷后,当时汪伪的特务机关“76号”找爸爸去演出。爸爸历来就不喜欢唱堂会,他觉得你要看戏,就到戏院里来看。把演员叫到家里来演,在他眼里是对演员的污辱。给汉奸演堂会,那就更不可能了。爸爸找了借口推辞未去。有一天,吴四宝开了辆车到家里请爸爸去吃饭,之后别有用意地请爸爸去参观他们的行刑室,这也是外界闻之胆寒的地方。回到家后,妈妈立即把爸爸送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,然后她去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,送了她很多珠宝首饰,包括爸爸给她的一个很名贵的首饰,最后终于过了这一劫。

爸爸和妈妈共同生活了45年,这45年里,爸爸一直是妈妈生活的全部重心。爸爸有一个生活习惯:只吃肉不吃菜。一个领导近年告诉我,三年自然灾害时,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,在一个桌上吃饭。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为主。服务员单独给我爸拿出一个小砂锅的蹄髈,他说:各位不客气了,我吃饭了。那时已是非常困难时期,在家,妈妈还能想办法为爸爸每天准备个蹄髈。为了让他多补充些营养,妈妈也费了一番心思。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,妈妈每天拿火酒洗过所有的东西,然后亲手给爸爸榨西瓜汁喝。


各自飘零


从某种意义上讲,从13岁起,我就是“孤儿”了,从此没有爸爸、妈妈的庇护,一个人闯荡,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。也感谢妈妈,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。

1966年6月,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,从上海回到了香港;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。罗马的景色固然好,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?我灵机一动,想起了黄页。打开一看,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,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“上海”的中国餐厅。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,就这样,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。

大约过了一星期,有一天快11点了,趁客人来之前,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。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:“Winnie在吗?”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,回了一句:“Winnie晚上才会来,白天不在这儿。”他说:“噢,那我晚上来吧。”

我心里突然一动,说:“等一下!”我问他:“你叫Michael吗?”他奇怪地说:“是啊!”我又问:“你是Michael Chow?吗”他说:“对啊。”我说:“你知道我是谁吗?”他满脸疑惑地说:“不知道。”我说:“我是你妹妹。”

他大吃一惊:“啊,No,No!”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,他离家的时候只有13岁,我才6岁,他怎么会知道我14年后的样子呢?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,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。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,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,我们走在街上,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。

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。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,之后连续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,不停地讲。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、妈妈联系了。他刚离家的时候,会在给爸爸、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,打国际长途回来。那时,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,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,而他的钱又不多,所以信息越来越少。关于父母的情况,关于大陆的情况,我的消息是最新的。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,又不停地哭,哭得要命。


最后的“团聚”



1966年9月的一天,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。回来时,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,拿了晚上的报纸,上面的头条说:“中国动乱,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!”我们都呆住了,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,我跟二哥说,爸爸不是那种人。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,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、二姐,大家通了很多电话,但没什么结果。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,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“孝”字的黑纱。

不管是死是活,爸爸总算有了消息,但是妈妈呢?谁也不知道。1972年,二姐到香港定居,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,往我们家的地址——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,还寄了点钱。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,信是一个亲戚写的,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,爸爸还可以。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,一直寄到1975年。

我们后来才知道,让爸爸卷入灾难的,还是他的戏。1959年,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,“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”。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《海瑞上疏》。一年后,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《海瑞罢官》。谁也不会料到,几年后,姚文元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发文章批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,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。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,有人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文章,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,说《海瑞上疏》是“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”。不久,爸爸很快被隔离、抄家、遭批斗,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,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,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。

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。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。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,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。爸爸就是装聋作哑,斗他什么,他都是听不见,眼睛又看不见;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,她是一问百不知,所以就被别人打。

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,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:“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,无论我写了什么,都不要去做。”果不其然,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,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、寄回去。我后来才知道,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,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,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。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,只看了一眼,到今天再也没动过。

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,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。她的肾脏被打破了,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,疼得透不过气来。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,但因为是“反革命”家属,不能进病房,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。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,就去了。那是1968年3月27日,她才63岁。

我们后来才知道,爸爸是1969年“获释”回家的,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。从监狱回来,一进家门,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。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,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。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,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,其实是软禁。

1974年秋天,“上海市革委会”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,又给他戴上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。爸爸拒不接受。后来又将结论改为: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后来,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,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,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,我们又都不在身边,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。

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。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,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,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,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。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“反革命”的标签啊,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。

爸爸去世的时候,我还在英国,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,二哥打电话给我:“你别哭,爸去了……”这么多年来,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,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,我才意识到,那些伤痛,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。

1978年8月13日,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,告知8月16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。我清楚地记得,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,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,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,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。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,我一定要赶回去!

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,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,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。他先安慰了我一下,说:“你不要急,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。”打完电话后,他说:“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,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,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,到了海关之后,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,换一张临时通行证,3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,你有胆子这样做吗?”我告诉他们:我不怕。

我就这样进了深圳,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,换飞机,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,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。所有人都非常意外,他们没想到48小时之内,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。

追悼会当然很隆重,满屋子全是花圈,摆在最中间的,是邓小平送的花圈,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。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,既熟悉又陌生,我在心里跟他说:爸爸,我终于赶回来,送你最后一程。

1995年,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,和妈妈同葬一墓。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。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,这一次,我们都到齐了,我们终于和父母“相聚”了。35年后的今天,听爸爸的戏,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。我知道,总有一天,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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